戴维在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娇小可爱、性格大大咧咧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和两份检材(即鉴定的材料，常用的有血痕、带毛囊的头发、口腔黏膜拭子等)来亲子鉴定中心。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两份检材均被“排除”。“排除”是DNA鉴定的通用术语，即被取样人与孩子不存在父子关系。女孩傻眼了。
两周后，她再次带了检材来鉴定，这次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但女孩却不肯相信，再三确认后当场就哭了。她随后提出的问题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医生，表哥算是我的近亲吗?生的孩子以后真的会有缺陷吗?”
有些人一拿到报告，还没走出大门就接通了家里人的电话，离婚是多数人的选择。朋友们也因此给戴维冠以“家庭毁灭师”“婚姻刽子手”的称号。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戴维看来都只是“普通事件”。在他十余年的从业生涯里，经手了近两万例鉴定，其中八成以上都是这样的个人亲子鉴定，他们也习惯称作隐私鉴定，比如年轻妈妈想要确认孩子的父亲、丈夫怀疑孩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在这些鉴定里，将近四分之一最终结果都是排除。
男人长年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攒下的钱都寄给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孩子不像他，没想到谣传被证实。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来，男人回家后拿刀砍断了妻子的腿，自己喝农药自杀被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以前来做隐私鉴定的基本都是男性，“十个里面几乎看不到一个女的”，但这几年女性客户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无创产前亲子鉴定技术应用后，很多年轻妈妈怀着孕来做鉴定。还比如，2011年后，出现信任问题的夫妻关系里，微信、陌陌这样的社交工具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随着民工回乡潮，从农村过来做亲子鉴定的外出务工人员明显变多。
作为一项技术工具，亲子鉴定也面临着所谓“双刃剑”的困境，一面是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一面是日益高涨的个体需求。
戴维在鉴定中心独立接待的第一个客户就曾让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那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通过鉴定得知养了20多年的独生子不是自己的血脉后，在办公室歇斯底里地捶击脑袋，抓扯自己的头发。戴维面对眼前的一幕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同事过来劝解住了男人。
戴维觉得是自己害了他们一家，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于是向中心提了辞职。领导没同意，告诉他一句话：“被欺骗的人有权利知道真相。”
戴维后来遇到不少人做完鉴定，孩子是自己的，喜笑颜开地走出中心，也看到很多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后喜极而泣的场面。他也见过有人怀疑妻子出轨，把自己和两岁孩子的血滴到装着酒的茶杯里，通过滴血验亲的方式认定孩子不是自己的，一口喝完剩下的半瓶酒，拿刀捅死了妻子。后来亲子鉴定结果却是支持，孩子是他的，但悲剧已无法挽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家李银河早年接受采访时说道：“如果夫妻之间很有感情，根本不会去做亲子鉴定。这么在意孩子是不是亲生的，证明夫妻关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这项技术只是证明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戴维告诉我，在鉴定结果为排除的案例里，大部分的选择都是离婚，真正做出极端行为的是极少数。
亲子鉴定日益普遍的事实，不同的人也生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说明人的科技意识提高了，法律观念增强了;也有人觉得这说明社会伦理道德修养在下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对亲子鉴定机构的看法也出现分野，有人主张加强监管，亦有人希望进一步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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